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工業化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已成為世界第一制造大國和第一貨物貿易國。然而，長期以“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質量、低效益、低產出”和“先污染，后治理”為特征的增長模式主導中國工業發展，資源浪費、環境惡化、結構失衡等矛盾和問題十分突出。隨著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工業發展仍具有廣闊的市場空間，同時也面臨工業4.0時代新一輪全球競爭的挑戰。在新形勢下，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了綠色發展新理念。為落實綠色發展理念，加快實施《中國制造2025》，工業和信息化部制定《工業綠色發展規劃（2016-2020年）》（以下簡稱《規劃》），為“十三五”時期工業綠色發展確立了明確的目標原則和推進方略。
一、綠色發展是加快中國工業轉型升級的必然選擇
工業生產是物質財富的主要來源，工業化是現代國家不可逾越的發展階段。必須認識到，人類的工業化進程對生態環境造成了損害，但歷史和辯證地看，工業生產的創造性與污染排放破壞性之間的矛盾，正是工業活動持續改善人類生存境況的內在動力機制。
進入21世紀，大規模開發利用化石能源導致的能源危機、環境危機日益凸顯，建立在化石能源基礎上的傳統工業文明陷入困境。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以資源消耗和需求拉動為支撐的經濟增長模式受到了巨大沖擊。后危機時代，發達國家開始重新審視工業部門在財富形成和積累中的重要作用，相繼提出了“再工業化”戰略，旨在以創新激發制造業活力，重振實體經濟。同時，在全球經濟艱難復蘇和深度調整的大背景下，發達國家實施“綠色新政”，意圖通過發展新興綠色產業和綠色技術，發掘新的綠色增長點，將全球工業帶入綠色化發展的新路徑，為重塑全球產業鏈、推動消費者行為變革提供持續動力，進而在實體經濟領域新一輪國際競爭中占據制高點。
經過改革開放以來近40年的快速工業化，中國已毫無爭議地成為工業大國。然而，盡管整體技術水平和國際分工地位不斷提高，“大而不強”卻是中國工業必須面對的基本事實。特別是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以來，中國工業發展進入了加速“重化工業化”的階段。由于中國重化工業的推進方式具有明顯的粗放型和外延式特點，導致資源消耗高、環境破壞嚴重的負面影響迅速放大，加之應對金融危機的一些刺激政策為部分行業的落后產能提供了生存空間，在一定程度上延緩了產業轉型的步伐，加大了工業內部結構調整的難度。通過“十一五”和“十二五”連續兩個五年計劃實行強制性節能減排，雖然單位產出資源消耗和污染排放強度呈下降趨勢，但與發達國家相比，中國工業能源消耗、資源消耗、污染排放的總體水平仍然偏高。現階段中國環境承載能力已接近上限，國內資源條件和環境容量難以長期支撐傳統工業發展模式。要突破中國工業由大轉強的資源環境約束，必須依靠全新的模式和機制，而綠色發展正是對工業技術創新、資源利用、要素配置、生產方式、組織管理、體制機制的一次全面、深刻的變革，必將有效提高資源和能源利用效率，減少工業生產對生態環境的影響，改善工業的整體素質和質量。綠色發展既順應了新工業革命下實體經濟領域創新提速的潮流，也符合新型工業化的內在要求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目標方向，對于促進工業發展方式由“高增長高污染高消耗”向“高水平高質量高效益”轉變，形成發展新動能，應對全球低碳競爭，保障國家能源和資源安全具有重大意義。
二、堅持創新驅動，綠色化智能化齊頭并進
中國制造2025》提出的創新驅動、綠色發展、智能制造、工業強基等基本方針和主要任務，具有高度的戰略關聯性和目標協整性。這些方針和任務立足建設制造強國的總體要求，又與主要發達國家應對工業4.0的舉措形成戰略呼應。
從要素利用方式、生產流程變革、能源管理潛力及其效果來看，以創新為支點，綠色化與智能化互為條件、相互融合，將共同支撐中國工業整體素質的改善和全體系再造。為此，《規劃》將《中國制造2025》確立的方針任務細化落地，進一步提出“實施綠色制造+互聯網，提升工業綠色智能水平”。推動互聯網與綠色制造融合發展，是大數據時代兩化融合的提升和深化。企業利用移動互聯網、云計算、大數據、物聯網以及分享經濟等智能技術和模式，不僅為綠色產品設計制造銷售提供新的研發理念、技術手段和商業模式，而且傳統產業綠色改造、資源回收利用方式的綠色化創新同樣需要豐富優質的數字資產和信息平臺做支撐。
作為制造大國，中國工業體系中積淀了大規模的海量數據。目前，這些數據分散在不同產業、各種類型的企業以及產業鏈的各個環節，仍具有一定的碎片化特征，尚未形成可延展、可共享、開放式的數據資產體系。“十三五”時期，依托《中國制造2025》和《規劃》，引導企業、科研機構和行業協會形成合力，精準識別、深度挖掘、系統集成、綜合運用中國工業數據資產，使之更好地服務于企業的能源管理、生產方式綠色精益化改造以及產品全生命周期的綠色評估，綠色化智能化齊步走，不斷拓展工業升級提質的空間。
三、下好“先手棋”，打造工業綠色發展的服務平臺和支撐體系
受制于傳統節能減排的技術路徑和評價體系，不難觀察到一個現象：市場上不少節能環保產品從全產業鏈來看或者從整個產品生命周期評估，未必節能環保，但生產企業卻獲得了政府各種資金補貼和政策扶持。即使在發達國家，這種現象和問題也曾長期普遍存在。由于中國制造的大量產能仍被鎖定在高污染、高排放、低附加值的環節上，在這種情況下，個別產業、產品的綠色化或產業鏈部分環節的綠色化，很難改變工業整體所表現出的高能耗、高污染“褐色”特征。
就技術和組織要求而言，工業綠色發展不是單個企業的孤立行為，而是滲透到產品生命周期的各個階段，輻射從資源提取到生產、消費，再到廢棄物處置循環利用的產業價值鏈上每一個環節，使得產業鏈所有環節都體現環境友好性特征，并最終實現價值鏈各個環節的綠色化。而從消費者信息獲取、綠色消費引導以及政府監管的角度出發，綠色技術、工藝和產品認證則需要對全生命周期做出科學、系統的追蹤和評價。
因此，工業綠色發展必須全產業鏈發力，支撐綠色發展的服務平臺和政策體系建設要具有前瞻性和系統性，從綠色創新的前端到后端、從綠色創新到綠色產業、從標準體系到評價機制、從政策法規到投融資工具、從加強國際合作到引導公眾輿論，覆蓋工業綠色發展體系的方方面面。針對這些軟硬件條件建設，《規劃》做出了較為充分的謀劃，旨在下好“先手棋”，打贏“攻堅戰”。《規劃》提出“圍繞綠色產品、綠色工廠、綠色園區和綠色供應鏈構建綠色制造標準體系”，同時注重平臺建設、國際合作和政策工具創新。其中，《規劃》將發展綠色金融作為加快工業綠色發展的重要抓手。實際上，無論是綠色工業技術研發應用，還是綠色新興產業發展，都需要大規模綠色投資，這無疑對創新金融服務提出了更高要求。在發展綠色金融方面，發達國家先行一步。目前，美國、英國、法國和澳大利亞等發達國家已成為全球綠色金融的主要市場，其在信貸產品設計、風險管控等方面的作法值得借鑒。《規劃》實施過程中，應吸收發達國家的先進經驗，工信、銀監、保監等部門形成聯動，引導國內外各類金融機構參與綠色制造體系建設，鼓勵金融機構為企業量身定制綠色信貸、綠色保險、綠色債券等綠色金融產品。同時，探索利用風險資金、私募基金等新型融資手段，逐步建立適合綠色發展的風險投資市場，借力金融工具和資本市場為工業綠色發展“插上翅膀”。助推工業企業加快綠色轉型的同時，帶動國內綠色金融市場不斷發展壯大。
必須清醒地認識到，對于中國這樣一個勞動力豐富的人口大國而言，迄今為止，工業化道路尚未走完。在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工業化基本實現”兩大戰略目標下，中國未來的工業化不可能重復發達國家的老路。同時，需要強調的是，作為中國經濟的產業主體以及國際競爭力最強、對外開放程度最高的領域，工業部門率先完成綠色轉型不僅更具有可操作性，對全面落實綠色發展理念將產生示范效應，而且作為世界第一制造大國，中國工業實現綠色發展對于穩定全球能源資源供求關系、應對氣候變化都將產生重大而積極的影響。以制定實施《工業綠色發展規劃（2016-2020年）》為契機，“十三五”時期著力構建開放式、多層級的工業綠色發展投入機制和響應體系，營造“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良性互動的綠色發展環境，全面提升工業綠色發展整體水平，推動中國工業轉型升級和可持續發展，加快邁向制造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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